7月11日，杭州媒体报道，温州一位考生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但却因为父亲是“老赖”可能无法被录取，迫不得已下，这位“老赖”父亲赶紧还清了欠款。对于这种做法，有人支持有人质疑，以孩子上学为条件震慑“老赖”，合理合法吗？
当下，老赖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老赖的儿子是否也应该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 7月11日，《青年时报》在官网——浙青网报道了这么一则故事：今年高考中，温州苍南饶先生的儿子发挥出色，考上了北京某知名大学，但是饶却接到校方的电话：“我校在资格审查时发现您存在失信行为，请立即处理，否则我校将不予录取您的孩子。”原因是饶先生之前欠银行20万贷款未还，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是一名“老赖”。 “老赖的儿子不能读大学”？这么做真的合法吗？
罪责自负，父债岂能子偿？
“老赖”的可恶众所周知，前些日子“教科书式耍赖”的极端个案，让人真切体会到了老赖是如何生生地摧毁了一个家庭的。从法律层面上说，老赖的恶性不在于欠债，而在于不履行生效法律判决。因为司法是整个社会矛盾的终端解决机制，不履行判决就是对司法制度、国家公信力的挑衅。
去年曝出的“教科书式老赖”震惊全国。（微博截图）
所以，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倒逼老赖履行判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消费禁令”，禁乘飞机、禁坐高铁、禁各种高消费，这有着《民事诉讼法》等上位法的依据。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之前一些法院禁止老赖的儿子就读贵族学校，本质是履行“高消费禁令”，而不是干涉公民的受教育权。因为就读这些贵族学校的学生，本来就是未成年人，学费是老爹付的，老爹有钱付贵族学校的高额学费，却不执行判决，不能够放纵这样的行为。而且孩子不读贵族学校，还可以就读其他的公立学校，孩子的教育权没有受到直接影响。
7月3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向衡水市第一中学、衡水中学实验学校等辖区内所有相关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进行限制。图为衡水桃城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张贴致失信被执行人家长的一封信。（网络图）
但是，老爹是老赖，因此不许儿子被大学录取，就有严重的问题，这超出了“高消费禁令”的范围。大学生一般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大学学费来说，可以由大学生通过打工、助学贷款来积攒。爹是爹，儿子是儿子，两者的责任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你是老赖，所以剥夺你家孩子上大学的权利，这是违背现代法治的“株连”。“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它意味着国家在进行法律责任归属、处罚时，不能将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第三人，不能搞“捆绑式处罚”。个体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个体也不能承担不属于自己的法律责任，因此，现代法治严禁株连、连坐，这是不能逾越的底线。通过制度倒逼老赖履行判决，法律必须有强有力的措施。严惩老赖，不能不择手段、不顾法治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该对他人的恶负责。显然，“父债子还”，是不见容于现代法治的。
信用管理，不能搞“人事档案”
治理老赖、信用管理，中国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但近年来，不少权力机关一直企图通过信用管理扩张权力，把信用管理搞成无所不包、让人悚惧的人事档案。
全国多地都存在在公共场合公开老赖个人信息的情况。（网络图）
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信用报告对公民信息进行“瘦身”，公民的不良记录保留时间被缩短为5年；此外，新版报告里，公民的居住地址、工作单位信息不再显示。此次“5年信用大赦”意味着中国征信工作更加成熟，从侧重打击失信行为，向平衡公民个人信息权、隐私权转移。但就在同年，公安部交管局却表示正在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以解决所谓“中国式过马路”问题。的确，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明确将信用管理纳入新型的社会管理手段，但信用管理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以美国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为代表的信用立法，较好地平衡了公民信用权、隐私权和信贷风险，明确了信用报告中的披露事项、披露对象，信用报告不得包括10年之前的破产、7年前的其他不利信息（但刑事犯罪记录除外）等等信息，避免把信用报告变成无所不包的“人事档案”。因此，“老爹是老赖，儿子就不能上大学”，有违于现代法治，没有法律依据，也是不见容于现代的信用管理制度的。
编辑：杨玉清
来源：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