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有十多个。在这些排名中，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简称U.S.News）、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简称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这四个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最大。
在不同指标、不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文化的各排行榜上，同一所大学的排名位次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北京大学，也对此感到无奈，用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的话说，这是“盲人摸象”。
指挥棒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是从2004年开始关注大学排行榜的。
“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陈平原进一步解释说，排名只能靠数据，而数据很容易作假。即使数据不做假，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有的数据有效，有的数据无效，所有的人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有效的数据，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均衡化，对于强调独立思考、个人品位的人文学科而言，影响更大。
在排行榜指挥棒下，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无非就是增加排名”。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增加一个理工科，可以增加很多项目设备和研究成果，在资源的配置上，项目投资或者科研经费也更容易争取，因为一个理工科项目动辄几千万，而对于文科项目而言，几十万都是很大的项目。
马太效应
大学排名不光成为高校的指挥棒，与高校管理者的政绩挂钩，更逐渐引导着资源分配和资金分配的流向，带来新的不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师大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洪成文用近9年的时间研究大学筹资问题，发现大学排行错误引导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更倾向于将资金捐赠给排名靠前的学校，这样的结果就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
洪成文展示了全美最佳学府排行榜前10名的数据，其中2014?2016年，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平均捐赠率为60.8％，而排名第二到第九的学校，校友平均捐赠率为30％?40％。而在大学排行前100名的榜单上，捐赠基金规模却相差30倍，排名越靠前，基金总量越多。
在中国，尽管捐赠和基金排名并不凸显，但另一种行政性的评价却和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即985、211、双一流，“这些评价权威性很高，导向性也很强，却突出了公平和效益之间的矛盾。”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徐辉表示，在政府眼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似乎理所当然投入到办得好的学校中，但相对较差的学校，可能恰恰是因为资源投入不足。
重构高校评价体系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五唯”问题，一方面指出了教育评价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重构高校评价体系指出了方向。
“唯文章、唯职称、唯学历、唯帽子，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管理的惰性。”林建华认为，在这样的惰性之下，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学者，都已经不会学术评价了，他们不去认真地看教师们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根据他的帽子，根据他的文章去做评价，因为这非常容易，是懒惰的做法，目前北大做了很多努力来纠正这样的误区。
“打破‘五唯’，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衡量新的方法，达成相对的共识。”袁振国认为，在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一些成熟的、成功的经验要保持，一些方向的偏离也要纠正，比如评职称“唯论文”是图，学者就不是想方设法认真研究科研成果，写出好论文，让科研成果更有价值，而是考虑论文如何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