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的陌生人”

??武胜县万隆镇大垭村村委活动室里，洋洋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做着手工。记者与洋洋聊着天，和他一起学习手工制作。每当记者将话题引向他的父母时，他总是没有多少话可说。他甚至不知道父母在哪个城市、在做什么工作。????

许多像洋洋这样的留守儿童，父母在遥远的城市用辛勤劳动换取家庭收入，为子女的成长提供物质支持。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亲情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在大垭村，不少家庭的父母在子女年幼，甚至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外出务工。他们回家一趟的成本非常高，多数是每年春节返乡一次，还有少部分几年才与子女相聚一次。他们成了孩子“最熟悉的陌生人”。??

隔代监护的无奈

7月中旬的大垭村被炎热笼罩，洋洋房间里的电扇运转一个通宵后继续“坚守岗位”。阳光从窗帘缝隙射到了床头，洋洋揉揉眼睛，不情愿地起来拉了拉窗帘。他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而是拿起床头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机。

“他整天在屋里看电视，沉默寡言，跟我也没什么话说。”洋洋的爷爷朱德明告诉记者，洋洋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了浙江打工，母亲也在他一岁时前往浙江务工，“孩子就这样丢给我了。”

在上四年级的洋洋是大垭村的一名留守儿童，他有一个姐姐在镇上读高中，奶奶在镇上租房陪读，平常洋洋与爷爷两人生活。据朱德明介绍，两个孙儿性格都令他感到担忧。孙女性格急躁鲁莽，但很脆弱；孙儿性格柔弱胆小，沉默寡言。

作为隔代监护人，能留心孙儿的心理状况并为此感到担忧的已是少数，大多数的监护人通常把被监护人的人身安全和“吃饱穿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往往认为只要孩子平安就可以向孩子的父母交代，对孩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却很少关注。

留守儿童大多数由祖辈监护，而有的祖辈在管教小孩时，由于观念、方法滞后或精力有限，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是惯用体罚，严而无方；二是重养轻教，缺乏管束。

三年级的小馨是双亲都在外务工，与奶奶马成芬一起生活。“我管得住她，她不听话，我就要打。”马成芬说话时神态憨厚自然，她奉行的是传统的“棍棒教育”，打孩子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认为，对小孩就应该严格管教，而严格管教似乎通常与体罚联系在一起。

63岁的庞春来老人则坦言，自己对孙儿缺乏管教。她独自照顾三年级的孙子和四年级的孙女两人。“他们爸妈都出去了，两个娃娃就丢给我们。老头子身体不好，孙儿又顽皮得很，我照顾他们吃穿，还要做农活，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谈及祖孙的留守生活，老人流露出一丝无奈和埋怨。

“例行公事”的电话

当记者在堂屋与菲菲的外婆张洪琼交谈时，电话铃响，菲菲接起电话，听筒音量很大，传出菲菲父亲的话音。

“菲菲呀，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菲菲低垂着眼皮回答。

“哦，在家里有没有听外婆的话？”父亲问道。

“听了的。”

“暑假作业做没有？”

“做了一半了。”小女孩似乎不想多说一个字。

“要听话，认真学习，不要到处耍。……”两人的交谈中，菲菲只是简短地回答了几个父亲的问题，父亲嘱咐了几句后让菲菲把电话交给了外婆。

张洪琼告诉记者，菲菲的父亲在新疆打工，母亲在重庆。“她跟她爸爸在电话上说不了几句，跟她妈要好点，但是也没多少话。”

菲菲这种情况代表了多数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交流情况。电话是绝大部分留守家庭联系的唯一途径。时逢“村小圆梦”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在大垭村开展，记者对全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交流情况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的时间在3分钟之内，只有两成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的时间超过5分钟。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通话频率呈现出一个“纺锤型”——约60%的孩子与父母的联系频率为一周一次，10%为几乎每天一次，20%为半月到一月一次。另外还有10%的留守儿童表示，与父母联系很少且不固定，自己不记得多久联系一次。

在电话中，父母与孩子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孩子的学习表现和安全，以及是否服从监护人的管束。由于长期分离，亲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陌生感，尤其体现在孩子年龄很小时父母就外出务工的留守家庭中。这导致亲子双方都难以在电话这种不能面对面的交流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

“每次打电话，都是那些话。”菲菲外婆的话与其他几位监护人所说大同小异。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父母的电话联系更像是一项“例行公事”，每次通话像是一个“预设程序”。

亲子关系的裂痕

洋洋个头不小，性格却很腼腆，与记者交谈时总不自觉地低头看着脚尖。他说，父母通常每年春节回家停留一周，但上个春节没有回家。

“不想。”当被问及是否想念父母时，洋洋的回答出乎意料。

“他们一直不在家，也很少给我买过什么东西，都是我跟爷爷两个人过。”由于父母相继在洋洋还不记事的年纪外出打工，在洋洋印象中，与父母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坦言，自己连父母的相貌都记得不清楚。

洋洋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在“村小圆梦”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让小朋友们用文字或者图画描述自己的父母，20多名留守儿童中，竟有好几人表示描述不出来，因为印象中并没有清晰的父母形象。

小馨的父母在她两岁前外出打工，每年回家停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对她来说，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们只是电话听筒中的那个声音。奶奶马成芬是她生活中唯一看得见、碰得着的亲人。“她只跟我亲近，她爸妈春节回来在家里，她也不愿意跟他们亲近。”马成芬告诉记者，小馨对父母很冷淡，还多有埋怨。

小馨性格非常内向，面对陌生人不愿多说话。记者跟随“村小圆梦”志愿者与她和其他孩子相处两三天后，她才愿意与记者交谈。谈及父母时，她情绪低落。“奶奶虽然会打我，但她是关心我，为我好。父母从来没管过我，人都见不着。”对于年幼的小馨来说，她只能直观地感受到切身的关怀。

马成芬讲了一个小馨上幼儿园时的故事。小馨到了幼儿园里，不爱搭理人，不叫老师，也不跟同学一起玩耍。幼儿园的刘老师很关心她，她逐渐与刘老师亲近。“谁经常关心她，她就认准谁。在学校，她认准了刘老师，天天缠着刘老师。”马成芬说。

可是刘老师不能随时照顾小馨，一旦刘老师离开，她就哭闹，别的老师来也不行。一次，刘老师关着门在办公室休息，小馨就坐在门口叫个不停，谁都劝不走她，刘老师只得让她进去。马成芬说：“刘老师没办法，只好走到哪带到哪，别人开玩笑说刘老师有个跟屁虫。”

这个暑假，“村小圆梦”的志愿者为大垭村的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匿名烦恼箱”，在查看孩子们写的烦恼时，志愿者发现许多都是关于亲情的烦恼。“我很想妈妈，但我跟她打电话不知道说什么。”“我想爸爸在家，让家里有个男子汉。”“看到别的同学跟爸妈在一起，我却不能，我很不开心。”虽然留守儿童与父母产生了情感的隔阂，但他们始终渴望父母能存在于他们触手可及的生活中。

马成芬说：“每次过年，小馨爸妈在家里，她都不跟他们亲近。过完年，爸妈走的时候她也不说啥。但是他们走了以后，她连续很多天情绪都不好，其实，她是很想跟他们在一起的。”

“儿童期是个体身心发展与人格品质形成的重要时期，此阶段个体认知结构简单，心理活动不稳定。有的留守儿童面临父母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成为心理问题的易感群体。”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张仲明指出，缺乏与父母共同生活，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伤害性。

面对这种伤害性，需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如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等。让孩子的童年不再缺失亲情的温暖，健康成长，实现这一愿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