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学院教授何奎莲及其团队连续7年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援助——

“一开始可以放点音乐缓解紧张，然后再放生命诞生过程的动画。”

“有些地方，可以让孩子先说，再放图片。”

“可以修改下，把人体器官介绍和不健康性行为导致的后果结合起来。”

2017年10月13日，秋天已经给川南的城市带来些许寒意，晚上6点多，天已黑下来，宜宾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教授何奎莲匆匆吃了饭便赶往一间教室。当晚，团队要观看和讨论为留守儿童心理援助所做的课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做最后的完善。

他们中有来自市里卫生学校的老师，有中学老师，也有宜宾学院的学生。随着乡村孩子被性侵事件的增多，团队编了一套防性侵自卫操。“动作要领变成口诀更容易记。”一位女同学不忘提醒编操的体育学院学生。

几天后，他们就将开赴乡村，开展第9期“益守幸福”留守儿童心理团体培训。

听到团队成员课件中有趣的地方，何奎莲忍不住大笑起来。（何文鑫摄）

留守学生的作品

成长期没有得到爱，长大后就不会爱

第一次见到浩浩（化名）时，他拒绝沟通，不说一句话，也不会笑，蜷缩在角落里。

那是2015年，浩浩已经10岁了，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尽管见多了留守儿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浩浩的情况仍然让何奎莲震惊。“太特殊了。”她说，让他画画，纸上只有两个黑团。

何奎莲从老师处了解到，浩浩的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便整日酗酒，后来干脆在外边漂泊不回家。“农村里这种状况似乎越来越多。”何奎莲说。

父母不在身边，家庭的温暖严重缺失，使得多数孩子自闭又自卑，甚至有孩子选择自杀。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援助后回忆，小时候最怕写爸爸妈妈一类作文，最渴望的是，生病时有妈妈在身边。

即便家庭没有破碎，留守孩子也会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和错误的方式方法，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和疏远。何奎莲一远房亲戚就是这样。孩子读四年级了，过年回家，孩子坚决不与父母单独呆在一起。

“多数父母缺少关爱孩子的方法，平时打电话给孩子，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就例行公事一般问下学习成绩，让孩子听爷爷奶奶的话。”何奎莲说，到了青春期，父母与孩子就更难沟通了，冲突不断，父母无奈。情感得不到疏导，情绪也就容易极端化。让何奎莲担忧的是，10年、20年后，这些儿童长大了，也许世俗意义上会有成功者，但他们的心理障碍依然存在。

“成长期内心没有得到爱的温暖，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爱，看似平静的湖水下面，积压着心理负担。”何奎莲说。

过多地关注同样会导致心理落差。有段时间，何奎莲的母亲出于善心，把老家乡村里的几个留守孩子接到她家，考虑一方面吃住好点，一方面何奎莲还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做下心理辅导。但是，事与愿违，那几个孩子基本上就不说话，眼光呆滞，常常自己在一边坐着发呆。

何奎莲觉得，孩子们要的是尊重，不是施舍和怜悯。“这样城里和乡下来来回回，有了落差，他们更难接受自己的处境。”何奎莲说。

她坚决反对标签化“留守儿童”，不能夸大、放大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只要父母与孩子沟通少，都会产生疏离。”何奎莲说，只要给予引导和陪伴，留守的艰难环境反而可以使孩子自立、自强，成长为更具积极心理品质的健康人。

“好玩儿”的心理辅导

“我觉得可以采用捏橡皮泥的方式来进行‘自画像’，好玩儿，孩子们也喜欢。”在“益守幸福”团队核心成员、宜宾市第一中学心理健康教师范昌杰介绍完自己的心理辅导方案后，何奎莲建议道：“然后再让他们写出‘你眼中的男孩或女孩’。”

画画、玩沙盘、玩游戏、做运动，这是志愿者通常采用的方式。他们绝不一见面就说有关“留守儿童”的知识。何奎莲认为，一开始就讲应该怎样，又该如何做，说一大堆道理，只会使孩子产生不信任感。

志愿者陪着浩浩一起运动、画画、讲故事。第3次见面时，何奎莲终于看到了浩浩的笑容。第5次见面时，浩浩居然会与志愿者说几句话。尽管浩浩的绘画仍待提高，但画中人形逐渐显现，也有了一些小动物，还有了小伙伴。

人数多的时候，孩子们也会被分成组，分享各自的优点，或互相交换小礼物。在活动中，孩子们放下胆怯，内心世界也逐渐打开。在现场的何奎莲，时常能看到笑脸、听到笑声。

团队去乡村学校一般会分成3组，分别同孩子玩，给老师和家长做培训。

“这是条漫长的道路，给老师做几次培训就想见效果，不太可能，对家长就更是如此了。”何奎莲说。

留守儿童的监护人通常是爷爷奶奶，他们就对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进行鼓励。肯定他们的付出，年纪大了，子女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又忙农活又照顾孙儿孙女，真不容易。

说到老人的心坎里去了，他们连连点头。志愿者需要时时观察现场孩子的穿着和神态，对爷爷奶奶夸赞说：你家孩子的头梳得好好看，你家孩子衣服真干净。

橡皮泥也对这些年长者派上用场。爷爷奶奶们越捏越觉得好玩。志愿者还会表演情景剧，模仿爷爷奶奶平时的教育方式。

“看着看着，他们都忍不住笑起来，觉得有些方式不对。”何奎莲说。

去学校做培训，何奎莲通常会留下联系方式。远行的父母很难参加集中培训或座谈，何奎莲就在微信群里分享一些链接。

一些班主任建了家长群，何奎莲有时会发一些语音分享，从最基本的打电话可以和孩子们聊什么，到有针对性的个案解答。

自发汇集而成的公益洪流

有次何奎莲去商店买东西，结账时，老板突然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做留守儿童关爱公益活动的老师啊，你来我们村里搞活动嘛，我肯定出力。”

何奎莲心中一股暖流流过，觉得做公益有了更大的价值。她觉得，有些事是被体内的一种力量引导着去做的，就是感觉非做不可。

“而收获和意外的惊喜，则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多年以后。”说到这里，何奎莲提高了嗓音，并做了一个手势。

“5·12”后，何奎莲在汶川参加了两年的灾后心理援助和挂职锻炼。北川两年对何奎莲影响很大，她深深领略到心理健康对于个体与集体和谐的重大作用。在那里，她接触到不少国内外一流的心理学学者，专业上快速提升。面对伤痛，她更加明白生命的可贵。

2010年3月，何奎莲从北川归来。很多单位和研究机构想聘她，但何奎莲仍想教书。于是，她回到宜宾学院，并继续参与灾后心理干预的相关事务。期间，她逐渐接触到留守儿童问题。一年后，女儿来到这个世界。“我是高龄产妇，她的到来让我的母性意识更强了。”

何奎莲去了高县和江安县。在江安县一所专收留守儿童的乡村学校，受到触动的何奎莲投入其中，为100多名孩子进行心理辅导。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宜宾学院教授陈世海开展社会服务、刘浪老师开展法律援助，宜宾市卫生学校心理中心主任罗洁从生理和心理角度开展服务，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邱丽华博士开展防溺水、防触电教育，宜宾市第六中学胡冬梅老师开展团体心理辅导……范昌杰、夏素荣、唐海波、汪娟等老师更是随叫随到，长期服务留守学生。

不少大学生也逐渐汇入这股自发的公益洪流中。

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有“留守”经历，克服心理障碍，参与公益，自己的力量也在增强。2012级学生冯黎是最早参与该项目的大学生之一，他曾留守10年。母亲打工走的时候，他追着大巴车跑了半里路，一直想不通为何母亲也要步父亲后尘外出。很小的个子就要帮奶奶背七八十斤的东西；极度恐惧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造成了他内向、自卑、缺乏自信的性格。

刚开始做志工，冯黎总是缩在后面，脸上挂着忧郁。毕业后，冯黎在市内一家机构当专职社工。

“我与大部分的孩子成了朋友，我把他们从害怕与人接触中拉了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认识并接纳了自己。我似乎也与自己内心的‘小孩’得到了和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冯黎说。

有些大学生因此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富二代”刘洪（化名）的变化。何奎莲记得，刘洪看了志愿者写的文章，便开着车带着女友跟团队一起去乡村。刘洪有点不相信自己所见，“在宜宾居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啊？”刘洪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对金钱有了明确的使用计划。他也把以前挂的科都统统补考过了，准备毕业后考个公务员，做点“有意义的事”。

2014年，何奎莲正式发起“西南农村留守家庭心理支持行动”公益项目。2015年成立宜宾学院“心之荷”志愿者协会，培训志愿者。市团委、市教体局等部门，都先后有人员加入团队。

点与面的范围慢慢拓展，志愿者如星星之火，点亮乡村，温暖留守儿童的世界。

“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

何奎莲也在成长。

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也就是何奎莲收集材料进行课题研究的难得机会。她和团队老师们将科研、教学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

陈世海教授长期进行留守问题研究，已立项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何奎莲也先后立项教育部《西南农村留守家庭心理支持体系研究》等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成为培训志愿者、教师及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理服务的理论依据。

留守儿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相关援助持续不断。但面对层出不穷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何奎莲觉得，应该先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否则，援助者自己先受伤。”这是她在北川进行心理援助时积累的经验。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术研究实力确实远超我们，但是留守现象多在中西部不发达地方，由于路途遥远和文化氛围的隔膜，他们很难驻扎和深入观察。”何奎莲认为，北上广等地的专家学者可以和中西部地方高校、职业院校合作，既能得到较好的理论指导，又能扎根进去进行长线观察与服务。

何奎莲和团队成员编写了“在留守中成长”系列书籍5本，开发设计系列课程，印发各类服务手册。期间，还组织主题演讲、征集作文、编写心理剧和拍摄微电影。

“就是为了提高公益活动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将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后来者，让他们更高效地开展工作，少走弯路。”何奎莲说。

从开始介入到现在日益壮大的团队，除了市团委、市教育体育局和宜宾学院等单位提供的少量资金支持，以及当地相关部门邀请的辅导和培训外，基本上都是何奎莲拿自己的积蓄维持着该项目。开展活动用的礼包、材料费、交通费等，前前后后，何奎莲已投入10多万元。资金的紧缺，让她不得不另想办法。

何奎莲接受一些大学和公司的邀请，录制公开课，这样既能传播专业心理辅导和公益力量，还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她将这笔收入投入公益项目之中，除购买基本的物资外，也象征性地给志愿者一些基本补贴。

团队成员如何更好赓续，也是何奎莲不得不思考的事情。志愿者多为大学生，培养的骨干刚成长起来，就面临着毕业。何奎莲只能去培训新的学生，这让她的时间十分紧张。

团队也需要来自官方及社会的一种认可，现在外出开展活动，何奎莲不得不通过刷“脸卡”的方式，认识更多的校长或教育局局长，以此获取支持，让活动更方便地开展。

“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关爱留守儿童是长期的事，只有做才能改变。”何奎莲平静地说。接下来，她要好好考虑如何将公益项目组织化、机构化，建好了，自己就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研究与服务。

接受采访的第二天是周六，何奎莲也要回成都，趁着周末外出讲课。她喜欢跳国标舞，但连续的奔波，让她已放弃多年。她自嘲，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得空就补觉。

“闲下来反而觉得无聊。”何奎莲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非如此不可的力量，带动着一车人都跟着笑起来。

后记

当前，留守儿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方发力，使乡村孩子的成长获得更多的支撑。

但在何奎莲看来，心理援助和干预，毕竟发生在事后，父母的陪伴和爱是不可替代的。

何奎莲设想：政府是否可以考虑推行0—1岁母婴支持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乡村孩子的母亲呆在家中，政府给予补贴，并对她们进行培训。这些母亲既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能在乡村组织活动，激活沉寂的环境，还可以关爱和照顾留守老人，甚至组织编织手工艺品，提高村民收入。（何文鑫）